礼指的是人伦规范，乐指的是音乐艺术，射和御分别指的是射箭和驾驭车马的技术，书和数则分别指的是书法和数学。
君子六艺旨在培养具备全面素质和才能的君子，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文化发展。
六艺是古代君子的六门必修课，其内容包括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可惜在大一统王朝之后逐渐废除没落，乃至消亡！
君子学六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而文人不习武，是宋朝以后的事。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但是皇袍加身之后，却对武人深怀戒心，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强调重文轻武，文人考中状元，可以披红戴花夸耀，而武状元却仅仅只作为小校官等职位的选拔。
长此以往，文人“文而不武”的倾向逐渐加强，最后才形成我们心目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形象。最终导致整个天下百姓尚武精神逐渐消失，变得越来越像绵羊一样胆小懦弱直至任人宰割！
经历了前世蓝星的王法深知这是由于古代皇帝想要皇位稳固，对百姓就像防贼一样，心里老是认为百姓想要造反强夺自己的皇帝宝座，于是不遗余力地削弱百姓，实行愚民政策！
当然皇帝的这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被迫害妄想症形成的原因就是源于邪恶的法家思想。
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主张君王应该用严刑峻法约束百姓，把百姓当牛马来对待。法家思想严重缺乏对底层百姓的人文关怀，甚至法家无情起来连自己都害怕！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就是死于自己制定的法令，最终被五马分尸。
而商鞅驭民六术——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虐民，更是对华夏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首先，商鞅驭民六术中的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虐民，都是以对民众的控制和统治为目标的。其中，弱民和愚民术都是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使其失去反抗和思考的能力；疲民术则是为了使人民疲惫不堪，无暇他顾，从而更容易控制；辱民术则是为了打击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其失去自我价值感；贫民术则是为了使人民陷入贫困和饥饿之中，无暇他顾；虐民术则是为了通过残酷的刑罚来威胁人民，使其不敢反抗。
其次，法家思想在实践上存在很大的弊端。商鞅驭民六术所提倡的方法虽然可以短期内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但是长期来看却会对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失去自由和尊严，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打击，社会矛盾加剧。一句话，社会内耗急剧增高。而降低这种社会内耗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以外部的大量战利品资源，作为内部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一旦在较长的时期（十年左右）内战争收益与成本持平，乃至亏损的话，国家机器就会陷入卡壳、动荡，乃至灭亡。
最后商鞅驭民六术所提倡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使得华夏人民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往往容易被权威所压制和控制。
法家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强迫民众进行劳动。而无法摆脱过度劳动状态的民众与奴隶无异。所以说法家表面上是让民众富裕，其实是要奴役民众。当然了大多数法家并不像商鞅这个魔鬼一样过分，明确提出“驭民六术”——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虐民。
但是朱元璋这个暴君，依靠火枪火炮打跑了蒙古后，确是接受了商鞅这一套。生活在洪武年代的中国人，被从头限制到脚，只有生存权而没有发展权。
明朝作为一个绝对集权的国家机器，一直处于绝对不平衡的状态，而社会的不平衡必然又会引发停滞或者衰退乃至动荡。在明朝的国家机器管理下，让商业和创新窒息，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
而法家本身崇尚暴力和专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思想流派。其另一个代表人物韩非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帝王之璞”，只为君王一个人服务。
翻开韩非的著作，几乎都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提醒君王应该注意什么，防备什么，怎样抓住权力，怎样使老百姓服从。韩非认为君王的身体、地位、威望乃至权势，才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
韩非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五蠹”，也就是儒者、纵横家、游侠、食客和工商之民。韩非认为这五类人应该统统消灭，只需要留下士兵和农民就可以了。因为，前者对君王的统治有害，影响社会稳定，后者则是国家争霸的利器，对君王作用甚大。
在韩非看来，君王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爱，更何况是毫无关系的底层百姓了。
为君王谋天下，这就是法家的终极目标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为其让道，什么仁义、亲情、关爱统统靠边。百姓也好，制度也好，在法家看来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已。
为了实现目标，在维护君王权威的前提下，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法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法家的冷酷无情，帮助秦国灭掉了六国，建立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王朝。也正是法家的冷酷无情，使得秦朝二世即亡，让嬴政传位千秋万代的梦想成为泡影。
在秦朝灭亡后，法家就遭到了历史的唾弃和批判，法家人物也多死于悲哀，如商鞅被车裂、李斯被腰斩，真是死有余辜死不足惜！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法家人物往往得罪了权贵和民众，招致了杀身之祸；二是法家人物缺乏道德和人情的涵养，导致了孤立无援；三是法家人物过于自信和固执，不知变通和退让，最终走向了失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