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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韩非子认为：儒家主张的教化是苍白无力的，若不结合利益和惩罚，并不能取得成效。韩非子主张期待尧舜之治，不如改革法治，御之以术并恃之以势，才是治国的不二方针。

    韩非子的“人性本恶”论，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虽说，有些偏执和极端，但亦不失其理。

    韩非子的主张，无非是在宣扬他所倡导的“刑”与“德”的那一套，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思想罢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韩非子本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趋利者。

    在这个时期法家思想就完全成为了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秦始皇第一次读到韩非的文章，就大为赞赏，声称只要能见他一面死也无憾。韩非的思想成为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是法家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认为人天性自私自利，只有严刑峻法，才能压制住人性中的恶。

    这种理论基础就是不得人心的。

    人性中固然有恶的一面，但也有善的一面。好的统治者就是要引导人们将恶的一面转化为善，并发扬光大。

    基于这种人性假设，后期的法家以刑为主，先刑后赏，而且刑罚十分严酷，对于违法者一律采取酷刑，对于反抗者一律严厉镇压。

    由于秦始皇对法家思想极度推崇，秦朝的文化专制和严刑峻法也达到了巅峰，出现了“死人日成积于市”的凄惨景象以及“焚书坑儒”的悲剧。

    秦朝统治者又不顾人民疾苦，修陵墓、筑长城，尸横遍野，这使得民怨越来越大，最后起义全面爆发，导致秦二世而亡！

    法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华夏古代的法家思想，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统治阶级利益，却让老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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